殊不知，财务学里的资本结构理论，不可能解释金融学问题。

一旦完成，可以深刻改革以往监管框架的弊端，帮助央行获得信息优势，降低最终贷款人的救助成本，并有助于宏观审慎管理的实现。第七，金融创新，特别是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加大了对现有金融监管的挑战。

相反，不论是成立协调监管机构，还是三会并入央行，原有的专业技能都仍会得到发挥，对此无需过度担忧。归纳下来，大致有以下三种途径：第一是强调把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做实，比如在国家层面成立金融稳定委员会，从更高层面协调一行三会。六是央行目标越多，越不利于传统的货币政策目标实现。而中国货币政策目标历来多元化，不仅包括低通胀、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创造适度的就业机会、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甚至承担金融稳定与改革发展。在笔者看来，目前对于金融协调监管的讨论主要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是否应该调整，核心争论体现在监管调整的成本与收益究竟孰轻孰重。

例如，英国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了彻底而全面的改革，取消了原有综合监管机构——金融服务局（FSA），赋予央行宏观审慎管理职责，又将微观审慎监管职责收归央行。FSA前主席特纳勋爵（LordAdairTurner）更是在操刀改革时提到在一个完美世界中，我宁愿希望我们能够在2005年或2006年的时候就完成这项改革。企业债大部分在银行间市场交易，信用风险仍然集中在银行体系。

三、强化证监会的权威性和监管的威慑力。总之，我们大浴缸股灾理论指出了市场脆弱性与不稳定性的体制原因在于，中国股票市场缺乏要求上市公司提供有竞争力回报的制度安排，上市公司缺乏应有的活力和成长性，从而市场整体缺乏长期投资价值。从企业的治理结构和笔者曾在央企担任经济顾问的经验来看，央企高管偏好追求企业规模的扩张，因为规模扩张意味企业高管对人财物的支配权、官场与社会的地位以及非货币收益都会随之增长。三是通过行政手段控制股票的供给量以维持市场高市盈率，客观上为成本极为低廉的大小非持有人高价减持创造条件，导致有利于特殊利益集团的财富再分配，有失社会公平和正义。

参考文献： 高善文，股市震荡之后值得深思的三个问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微信公众号，2015年8月19日。改革成本需要用未来的改革红利来摊还。

第一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股市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相对弱小，政府尚未给予特别的关注。也就是说银行间接融资与市场直接融资的相对比重将从目前的7：3转变为未来的3：7。我把这一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⑵在全国人大委员会下设立由法学家、国际法律专家和代表中小投资者利益的著名律师组成的证券立法委员会，全面修订和健全相关立法，通过立法者利益中性、立法过程透明和民众参与确保立法程序的合法性。

实际的年均发行市盈率在14-15倍之间。至此，改革成本社会化分摊过程已全面完成。一个中心就是政府的立场和职能必须有根本的转变。可以看出在大部分年份，国有企业在IPO融资中占比在70%-80%之间。

这从全球金融市场的实践和危机历史来看都是成立的。将权责对称性作为监管原则，根据实际控制权在股东、管理层之间的分配，确定违规责任的分担，并将处罚重心从法人机构转向决策管理层或责任人。

中国股灾的特殊性在于市场整体缺乏长期投资价值，脱离实际的金融创新与监管失当，加剧了市场的震荡、恐慌和股票挤兑。1991-1995年可以看作自然成长的试点阶段。

国有企业盲目扩张导致投资低效率。后者是股票市场功能的财政化所致，去财政化以及政府立场与功能的及时转换是股票市场基础制度建设的核心。这些流通盘很小，股价奇高，成长性无法支撑的股票，价格铁定是要崩溃的。相比较，场内资金流出量则与当前的股票市值（或当前实际市盈率）正相关。微观层面则从国企改革提升经营绩效的角度探讨股价上涨的逻辑。我们认为，中国经济能否成功转型并建成全球经济强国，关键在于资本市场的稳健发展，后者要求政府在系统制度变革中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上取得突破性进展。

这意味着股票交易市场只是一个零和博弈和庞氏骗局，类似企业没有还本付息能力背景下的借新债还旧债。这意味着不论是一级还是二级市场买入新股并持有都将全面亏损。

当前亟需研究如何健全集体民事诉讼制度，使投资者能有效运用法律工具进行自卫，自救，并寻求法律援助，以维持自已的合法权益。2005年开始,新股定价实施市场化的询价制度，发行市盈率不再受限制，并逐年走高。

九五期间，政府推进国有企业减员增效与国退民进战略调整。政府推进渐进的增量改革，既在维持国有经济稳定的前提下促进非公经济的快速发展。

4、大浴缸理论假设之二是上市公司没有成长性，对股票市值无法做出贡献。下水道流出的资金与股票实际市值正相关，并由看跌预期驱动加速。因为企业成长的盈利能力或内在价值终将会推高股价。股票市场是现阶段金融市场发展的重心，将为创新驱动型发展提供直接支持，并实现投资的风险与收益更为公平及对称的社会分配。

潘英丽、胡永泰、萨克斯和钱军辉主编，《十字路口的金融体系：国际经验与中国选择》，中国金融出版社2013年出版。政府应从亲企业、重GDP转向亲民众、重社会公平和正义。

这可谓中国股票交易市场的运行规律，这次股灾只是杠杆和期货的运用使得股市的上涨与下跌来得太快太猛烈，从而发生踩踏或挤兑的流动性危机。  以2015年7月31日收盘价计算，全部A股的市值为55.7595万亿元，国资控股企业合计884家，央企340家，地方国企644家。

宏观层面以股票市场在经济转型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的核心地位入手，从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广大投资者对改革释放红利的信心两方面认证牛市逻辑。促进政府的立场从亲企业到保民生的转变。

政府的立场应从帮助企业筹集廉价资本转变为保护投资者和债权人权益，防范商业欺诈行为，使市场能够真正发挥有效配置社会资源的作用。2006年以来则是制度扭曲的财富转移时期。⑴反周期并具有微调功能的融资政策和调控新股发行节奏与规模的政策可从市场供求两方面发挥稳定作用，以后仍可作为常规调控手段。只有新股和小盘股具有短期炒作的便利和阶段性的投机价值。

政府帮助企业筹集廉价资本的立场是由新中国建立之初短缺经济的性质决定的，是节约每一个铜板用于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延续。三是尽快推进司法体制的去地方化和去行政化的改革。

随着场外配资的清理和场内融资的减少，市场进入箱体震荡的盘整期。建议加强证监会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其行政级别和监管的独立性，提高违规违法行为的查处的概率和处罚力度。

为了避免股票供给的扩张对二级市场的冲击，建议改革现有的新股申购制度为直接以两级市场持股市值认购配售的方法，既可消除一级与两级市场间的套利，又可让场内个人投资者以新股溢价对冲所持股票价格下降风险。并在上海陆家嘴金融城区设立全国金融专业法院，以提升脱离地方与行政的司法独立性。